“法者，治之端也。”在荀子看来，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大治的起点。法治作为整个数字化改革的基础性工程，如何内生出杭州的发展动力？杭州在刑事诉讼领域、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智慧交通的执法上都有新突破，从“码”中窥见未来，“云”上实现治理升级。
01
刑事诉讼领域的新治理
53天——当杭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桑涛回忆起“非羁码”从无到有的过程时，总会感觉振奋无比。受健康码启发，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灵感，经历了市检察院和市公安局的多方头脑风暴，从试点到全市推行，无疑撬起了刑事诉讼领域的一场变革。
多年来，审前羁押率的居高不下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痛点，尤其是背后交织的对保释人员的有效监管与司法公正效率问题。能否用大数据的方式，实现对被监管人员的数字化管理？“非羁码”的出现，正击中这场改变的核心。在桑涛看来，“非羁码”率先诞生在杭州，背后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作为互联网之都的杭州，是城市大脑的诞生地，数字经济发展韧性也很大。
下载安装手机App—注册认证—完成注册流程—开始每日打卡，办理完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就可以用“非羁码”接受数字监控了。根据非羁押人员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表现得分，并按照风险等级呈现的绿、黄、红三色监管码，分级进行动态监管。“‘非羁码’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它并不是强制安装的，非羁押人员可以根据自愿原则进行选择。同时，‘非羁码’可以有效实现对当事人24小时的监管。”一方面，借助杭州城市大脑，“非羁码”通过外出提醒、违规预警、定时打卡和不定时抽检等多重功能，可以确保必要的管控。另一方面，与传统的电子手环方式比，“非羁码”监管成本小，隐蔽性强，能有效减轻非羁押人员的心理压力，保证其在非羁押期间正常工作生活。
“‘非羁码’的优势显而易见，既可以减少社会对抗，而且对某类财产性犯罪而言，也可以加快资金的筹集与返还，维护社会的稳定。”桑涛举了个例子，在西湖区某个P2P网贷案件中，当时涉案款资金缺口15个亿，对非羁押人员变更强制措施使用“非羁码”后，1亿资金很快得到筹集。这种变化从数据上看更加直观，仅以杭州西湖区为例，不捕率就从过去的20%大幅度提高为44%。
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正在刑事诉讼领域发生。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认为“非羁码”的意义深远，对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可以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保释制度”。“非羁码”背后，折射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也与认罪认罚从宽等司法改革大方向相契合。桑涛十分看好“非羁码”的未来，“‘非羁码’重塑了强制措施的体系，下一步，我们等待它从杭州走向全国，这也将为异地取保候审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02
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新途径
“楼上漏水，我要求对方赔偿我损失。”当烦恼的李先生打开“一码解纠纷（诉讼）”小程序，输入这些字后，平台自动将这起纠纷归为相邻权纠纷，案件自动流转到滨江区西兴街道西陵社区的调解组织，并生成了专属李先生的一个二维码。初次调解是黄码，调解成功是绿码……在这个“一码解纠纷（诉讼）”小程序上，李先生可以清晰看到自己的纠纷处理的状态。
发生了纠纷，不知道该找什么组织来解决问题。“一码解纠纷（诉讼）”小程序的出现，为手足无措的老百姓打开了一扇窗。如果二次调解后仍未成功，调解码将由橙色变为红色，当事人可以通过平台提供的链接，在网上向法院申请立案。如果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立为诉前调解案件后，系统会生成蓝色调解码，根据纠纷分流规则分流到各调解机构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失败，调解码也会变为红色，案件可转为正式立案。
除了让老百姓只需通过一部手机，动动指尖，就可以实现全流程纠纷调解外，“一码解纠纷（诉讼）”还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滨江区法院副院长华立军坦言，对基层法院来说，案多人少的矛盾极为突出。2020年，滨江法院一线法官人均审结案件高达489件，超出全省法院平均值185件，位列全市第二、全省第六。“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码解纠纷（诉讼）’建立完善了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可以将大量矛盾化解在基层。”
从滨江区平台试点再到全市的铺开，自2020年6月7日上线至2021年4月15日，“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在全市范围共受理各类纠纷136156件，调解成功60180件，成功率44.2%；平台已入驻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调解组织949个，共有调解员12401名。“平台的使用关键在于人。要让‘一码解纠纷（诉讼）’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下一步的重点是要进一步完善调解组织，增加调解力量，提升调解员能力。”华立军认为，“一码解纠纷（诉讼）”实现了调解资源整合，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以真实反映全社会治理实况。
从数字赋能向数字治理转变，未来，杭州法院将依托“一码解纠纷 ( 诉讼）”平台提供的示范案例、示范诉讼，发挥示范案例的导向作用，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内主张权利、解决纠纷。杭州中院立案一庭庭长陈辽敏认为：“‘一码解纠纷（诉讼）’作为数字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转变，为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解纷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03
智慧交通的执法新模式
“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智能了。”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晓杰在大客车站外上客的执法过程中有这样深刻的感受。
从执法人员到违法高发路段进行“守株待兔”式的蹲守，到人工看视频监控发现问题，再到机器取代人力进行人工智能分析，数字化让执法人员彻底从低效中得到了解放。陈晓杰感慨：“借助数字化力量，我们安装的探头具备了算法的功能，它会自动排除小客车和大货车，做到自动识别，异常报警，我们只需要对前端感知设备采集到的证据进行核验就可以固定证据，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
由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并不固定，在过去的很长时间，站外上客的监管都是交通执法的难点。但通过人工智能24小时不间断的“聪明”运转，一切都迎来了转机。随着杭州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与海康威视共同打造的交通数字执法实验室的落地，这样的改变将越来越多地在交通执法领域上演。
实验室是让交通执法“数智”治理萌芽并长出繁茂枝叶的沃土。杭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应急指挥中心处长周一坡介绍说，实验室计划用3年时间，对智能抓拍客运车辆违法行为、智能分析非法营运大客车运行规律、智能识别出租汽车驾驶员经营行为等十大交通执法场景进行探索实践，形成“智能识别、系统比对、自动采集、精准执法、一案双查”的杭州特色智慧交通执法新模式。
“我们并不是一上来就对原有的信息化系统大拆大建，我们十大场景的确定都以问题为导向，借助已经获取的大数据平台，切口虽然小，但数字赋能的最终结果是要提升老百姓对安全有序出行的需求。”在周一坡看来，从实验室探索成功的方法，说不定是可以走向全省、全国得以复制的杭州经验。交通数字执法实验室是一个开端，未来交通数字化执法还将大有可为。执法模式之变也带来了理念的改变。周一坡坦言，在推动数智交通探索的过程中，横向部门之间的联动也越来越紧密：“除了数据要打通外，我们在与横向部门的协作机制上也要有新动作。”从机构改革到数字执法实验室的成立，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背后是执法改革方向，“一件事情既然这么多部门在管，那何不融合在一起？通过数字化系统重塑，综合执法也将实现‘物理整合’向‘化学反应’转变”。
作者：王幸芳
本文刊登于《杭州》杂志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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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编辑：毛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