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刚结束的杭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要重点推进“善治六策”，不断创新治理体制、提升治理能力，开创具有杭州特点的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把杭州打造成高能级的城市、数字化的城市、知敬畏的城市、老百姓的城市、有情怀的城市、国际范的城市。
为深入学习贯彻杭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杭州杂志微信公众号现推出“善治‘六论’”专题，聚焦“善治六策”。
所谓协商之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面对城市公共事务和人民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利益相关方、职能相关方和社会相关人士的参与、讨论、沟通，就认识矛盾和问题的性质、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法进行平等协商，最后达成共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加以落实的过程。协商治理在城市治理中是具有显著优势的治理方式。
突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首先，协商治理能更好体现人民是国家主人这一我国国家制度的根本属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公权力属人民所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国家治理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特有形式和显著优势。把协商民主的原则运用到城市治理中，就形成了协商治理，协商治理是把我国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其次，协商治理能更好体现城市治理特别是大城市治理的特点。城市是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主要集聚地，是各种人群的生活的地方，是思想的熔炉，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城市文明建立在以大规模分工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基础上，发展更多的是靠创新，各种文化和利益汇聚，矛盾和问题的种类也纷繁复杂。城市越大，城市的特点就越明显。协商方法针对性强，照顾差异，和风细雨，促进思想文化交流，化解矛盾，激发创新，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因而更适合于城市的治理。
再次，协商治理更有助于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老百姓的城市。协商治理以承认社会各主体独立、自由、平等为前提，既确认各主体在城市治理中的权利，也确认各主体对城市治理的责任。协商治理为各个主体参与讨论提供平台，对象覆盖从议题、决策、执行、成果享用到评价反馈这一公共政策全过程，使各个主体能借助协商平台各抒己见、各尽其责，同甘共苦，形塑共同体价值，增强共同体认同，密切共同体关系，促进共同体发展。
最后，协商治理更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从总体上说，社会各界成员通过在治理中的参与和协商，可以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可以凝聚各方的思想和智慧，可以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可以发现和改进错误与失误，同时由于人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因而也有更强动力推进决策的贯彻和执行，尤其是，协商治理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倡导的“和衷共济”、“兼容并蓄”等为人处事原则相契合，因而能有效减少制度运行成本。从微观上看，协商过程尊重每个个体表达的意愿，因而使政府和社会能关注每个个体的需要，向他们提供规范、主动、及时、精细、定制、高效的管理和服务。
深刻理解协商之治的逻辑内涵
在《中共杭州市委关于高水平推进杭州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决定》中，杭州市委的决定把中央、省委决定的精神与杭州发展的实际和趋势紧密结合起来，对如何在杭州推进治理现代化全面筹划、精心布局。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在人类社会百年变局中成功崛起，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对自身的有效治理。城市治理对国家治理绩效具有举足轻重影响，杭州作为多年来国家发展的排头兵和对外展示的窗口，受益于它成功的城市治理。而杭州要继续走在中国前列、发挥带头作用，就必须在城市治理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从理论逻辑来说，国家发展现在处于历史转折关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巩固发展成果、深化改革开放、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举措。协商治理是体现国家属性、党的宗旨、人民意愿的治理形式，值得我们去精耕细作、尽力做好。从实践逻辑来说，杭州市委全会决定对此做了明确部署，就是在全面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上，在开展协商治理方面重点做好为人民办实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健全民意直通车长效机制和建立“走亲连心三服务”网格员机制这四件事。对协商治理来说，切实为民办实事是出发点和归宿点，基层协商机制和“走亲连心三服务”网格员机制是手段，而民意直通车既是基础，又是协商治理运行的保障，做好这四件事，就能把杭州的协商治理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推动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创新
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巩固、完善、发展”的框架，对现有的协商治理方式和做法加以梳理，扬优势，补短板，强创新。杭州是我国推进协商治理的先行地。经过长期探索，在如何收集和回应民意、为民做实事、开展基层协商治理等方面，形成一系列做法，例如，大力倡导“我们”价值观，每年由人大决定办理“十件民生实事”、“12345”市长电话、民主促民生的发展战略和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公民导向的综合考评、设立“人民意见征集”办公室、开放式决策、公述民评电视问政、解决民生问题时要落实“四问和四权”（即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湖滨晴雨”、“我们十九楼”、“我们圆桌会”栏目、“民情观察室”栏目、“今日关注”栏目、“杭州之声”民情热线、“杭网议事厅”网络平台、“问计于民”专栏、“网言网事”论坛板块、“民主一日”、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委员工作站、“请你来协商”、居民议事会等等。这些做法，有些已经运作了20年，在杭州百姓中耳熟能详，对于推动城市协商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中央和省委肯定，也得到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认可，有些还受到海外赞誉，需要把他们坚持下来，巩固和完善好。对于工作中的不足，例如在民意收集上怎么更好关注“沉默大多数”的想法，民意收集起来后怎么更好、更负责任地回应，协商讨论怎么能不仅关注具体事务而且关注政策、财政、绩效评价等更高层次的事项，为民办实事怎么更好的兼顾区域平衡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短板，需要加以改进。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多年来，正是凭借持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杭州的城市发展和治理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现在，中国即将从全面小康建设转向全面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会受到更多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会有更高的期待，城市治理也必然会产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因此要继续走在前列，就要继续解放思想，鼓励探索和创新。我们只有把智慧的增长、能力的提升和正确答案的发现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和政府自身的创造性实践，才能在社会治理上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
大力加强协商治理能力建设
就协商治理来说，除进一步加强党政部门协商治理能力外，重点强调三点：一是动员组织运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能力。“两代表、一委员”具有较高代表性和社会声望，是参与协商治理的理想群体。群团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网络组织和平台企业等社会力量在城市治理中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社会组织不仅代表一类人，它们在利益表达上动力也更强。社会组织具有组织能力，它们有时可以替代政府成为协商平台。社会组织具有专业知识，它们参与协商能提高协商质量和审慎性。同时党和政府应推动社会组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以更好地在协商治理中发挥作用。二是运用各种媒体的能力。媒体参与协商治理，是杭州市协商治理的一大特色。现代媒体既有新闻属性也有平台属性，这使它既有动力接触社会各界人民、关注各类公共事务，也有动力组织或参与城市协商治理，成为城市协商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三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泛在信息社会的形成、物理世界数子化、人工智能在能力上超越自然人，成为普遍现象。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运用，在提供开放便捷的参与平台、收集民意、推进科学决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促进信息分享、提高服务效能、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降低交易费用等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
好的治理离不开好的制度。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也是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开放是协商治理得以开展和顺利推进的前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要“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民团体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各自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杭州市委的决定也对如何加强党对城市治理的领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举措。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思想、主张、要求、举措落实到位，再加上各级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行动，杭州的协商治理一定会更好地开展起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市决咨委委员
作者：余逊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