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杭州，在杭州度过童年，再从杭州启程跋涉四方，直到魂归杭州的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家和杭州市“荣誉公民”的司徒雷登先生，风雨一生，今年正好是他诞辰140周年。
近日，随着G20杭州峰会临近，喜迎氛围日盛，更让人追缅往昔那些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援助并作出贡献的外国人，司徒雷登先生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位。日前，我又一次走进下城区耶稣堂弄3号——司徒雷登故居，瞻仰他的遗像、抚摸他的遗物、默念他的遗作，感慨与感念潮涌心头，聊以此文，谨表缅忆。
杭州的孩子
清咸丰十年（1860年）美国南长老会派出第一批传教士胡思登、郝理美来杭州传教，其布道团最初落脚于城隍山麓。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兴福巷（今下城区耶稣堂弄）建造了两间平房，挂上了“胡郝礼拜堂”木匾，成为杭州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
继胡郝两位传教士后，美国南长老会又派遣第二批传教士来杭，其中就有司徒雷登父亲司徒约翰，这次教会增拨了钱款，拆除了原先简陋的“胡郝礼拜堂”，重新建造起一座基督教教堂、一个学校，教堂后又建造了两幢楼房，作为传教士住宅与生活区。随着传教士的增多，“耶稣堂弄”由此得名。
1876年6月24日，司徒约翰夫妇第一个孩子司徒雷登出生于耶稣堂弄3号传教士居住地。据司徒雷登对童年生活回忆：“我还清楚地记得父母曾经带着我们徒步远行，去观赏杭州风光秀丽的景点。我们在郊外野餐，采摘野草莓。春季，看满山遍野的火红杜鹃花；夏季，到一座潮湿而古怪的庙宇中避暑。这些经历，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无异于一次次激动人心的探险。”他回首道：“童年时期，我们还结交了几个中国的玩伴，我十分喜欢他们，一起玩、一起讲中文。我们还热衷于品尝中国的食物、点心、水果、尤其喜欢参加传统的中国婚礼和宴会。”
司徒雷登的童年，除了平日学习外，星期天还要去教会学校，并要参与日常的家庭祈祷，有时候，还会抽出一些时间跟随父亲到大街上、庙会上去传道，但他认为，对于童年那段耶稣堂弄的生活，却从未忘记过。像春节的宴会、社戏、元宵节的美食、西湖游船上的花灯水榭等。“种种记忆，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娓娓回放，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
在杭州，司徒雷登过得很随和快乐，他入乡随俗，喜爱中国文化、喜爱中国饭菜、喜爱杭州方言和风土人情，小小年纪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他坦言，杭州甚至影响到他的一生。因此，每次回杭祭奠父母后，他都会到“王饭儿”饭店吃一顿“门板饭”。
1887年，司徒雷登父母在中国工作满13年，享受休假一年。他们带着11岁的小司徒雷登和他的3个弟弟，乘船回到美国。一年后的1888年秋休假结束，父母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中国，而将司徒雷登和他的大弟留在美国读书。1893年司徒雷登以优良的成绩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毕业后，又于进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深造。
司徒雷登身在美国，心却一直系着杭州，在他眼里，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江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著名的题材。在马可孛罗的笔下，杭州是一座景色无限优美的城市，他详细地描绘了那里的运河、桥梁和街道。杭州在宋代朝廷为逃避‘北方蛮人’的侵扰而南迁后，曾一度是它在南方的国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由此可见杭州和苏州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
1904年，28岁的司徒雷登偕同妻子艾琳重回中国，来到他的出生地和留下美好记忆的杭州。他这次来杭共逗留了三年半时间，相继在众安桥附近的湖山堂当牧师、在弘道女中和冯氏女中教会学校任教、参与建立育英书院（后来的之江大学）等工作。实际上，他真正从事传教士的时间并不多，他把更多精力花在了发展中国教育事业上。
从“杭州的孩子”走出去的司徒雷登，到步入晚年的1946年10月，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前来杭州参加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父母之墓。19日，在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四楼会议室，司徒雷登先生接受了时任杭州市市长周象贤颁发的“杭州市荣誉公民证”，上面写着“兹由杭州市参议会公推，司徒雷登先生为杭州市荣誉公民，此证。”证上由杭州市长周象贤，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盖章。同时赠与他的还有一枚纯金制作的杭州市金钥匙，面上镌刻着：杭州市荣誉公民，司徒雷登先生以及市长名字和年月日等字样。
杭州市长官和各界代表热情接待了他，那友好友善的场面让他终生难忘：“宴会按正规礼节隆重举行，最重要的是政府、民间、教育机构以及很多老朋友都诚心诚意地欢迎我故地重游。我不把这次喜事当作是对我个人的尊敬，而是看成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深厚真挚的友谊。”
从传教士到教育家与外交家
1908年，37岁的司徒雷登应南京金陵神学院之聘，他携妻儿离杭赴任，任教《圣经·新约》和希腊文扬名。1910年担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由于受到当时布道会派别“正统性”的质疑，他毅然作出决定，辞去神学院教职，前往北京，摆脱了这些教会内部倾轧的烦心事。
1919年1 月，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说说是座大学，当时规模小得可怜，全校只有94个学生，两位博士学位的中方教员，办学经费严重短缺……
为了办好燕大并办出水平，司徒雷登任职期间，常常骑着毛驴四处为学校筹款，并先后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有件事让他终生难忘，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为他介绍了一位律师，答应给燕大募捐50万美金，不过要一年后，在对方确认燕大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后，才予兑现。一年后，司徒雷登找到到这位律师，话刚要出口，律师抢先说：“不给50万，给你100万美元。”
司徒雷登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得寸进尺地提出燕大发展与资金的矛盾，并要求提高到150万美元。想不到这位慷慨的律师也爽快地答应了。这是他募集资金得到的最多一次，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有了钱，司徒雷登开始择址建新校，燕京大学校园建设，融入了中西文化基因，于1929年新校建成启用，他自豪地声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为了将信念付诸实践，他把“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理念，定为燕大校训。
燕大是一座教会学校，1925年我国教育部公布了教会学校立案规章，校长一职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等，司徒雷登举双手赞成，并卸去校长职务改任校务长。
在司徒雷登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把燕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努力没有白费，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诞生，并组建了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以当时燕大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联合，司徒雷登格外自豪：“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1930年6月17日，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荣誉学位。
燕大虽是一座教会学校，但司徒雷登立下一条规矩：教师不必信教，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可以高薪聘用有名望的大师，像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大任教。
支持学生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大时始终不变的主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爱国口号。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燕大便成了爱国学生最好的求学选择，司徒雷登重返校长一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肆无忌惮地闯进燕园逮捕师生。当时，司徒雷登正在天津忙于募捐，日本宪兵队将他逮捕并押回北京投入囹圄，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军投降才获释。在近4年的监禁中，他完成了大部分自传写作，为后来完成《在华五十年》一书打下了基础。
据悉，从1919年到1952年，燕京大学办学33年，注册学生近万人，其中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仅两院院士就有53人，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成百上千，再往前溯，二战时中国驻世界首府的新闻特派员，约十分之九为燕大新闻系毕业生。燕大的辉煌，构架在司徒雷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操劳中。
胡适这样评价司徒雷登博士：“最卓著的成就无疑就是创办并建造了燕京大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是在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之下，燕京大学越来越中国化，从最初的基督教教会学校演变成了一所驰名的中国研究机构。”
1946年6月21日，在司徒雷登70寿辰到来前三天，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令》，褒奖了司徒雷登功绩。6月24日出版的《燕大双周刊》第15期“庆祝特刊”上，全文刊登了褒奖令：“行政院呈，据教育部呈为司徒雷登博士致力我国教育垂五十年，其所创办之燕京大学为我国著名学府之一。历年以来，成才甚众。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文化教育机关尽陷敌手。司徒博士独任艰危，力维弦诵，不使中辍。直至太平洋军兴，身系囹圄而后已，临危不惧，守白不缁，其行谊殊难多觏等情。据此，查司徒博士热心教育，忠贞不贰，亮节高风，足资楷式，应予明令褒奖，用彰有德。此令。”
是年7月10日，刚满70周岁的司徒雷登，被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提名为美国驻华大使，获参议院全票通过。从此，他在南京履新大使一职。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他仍滞留在解放后的南京100天后，美国国务院令他立即返美，8月2日，他从南京直飞冲绳，在当地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这个声明美国国务院不允许他发表。
回国后，美国国务院便对司徒雷登下了“禁言令”。三个月后，他突发中风，陷入了在轮椅和病榻上度日的生活。那时，他身边没有亲人相伴，分外想念病逝的妻子艾琳，他回忆说：“我们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生命中曾拥有过她，我这一辈子也知足了。我绝不愿意再娶……”
这年8月18日，司徒雷登返美半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他在文章中给司徒雷登下了结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在该文的注释中，司徒雷登更被丑化为“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人民内战，并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各种阴谋政治活动。”
那时病中的司徒雷登，生活起居完全依赖挚友傅泾波及其家人照料，他感慨万千地说：“泾波就是我的儿子，我的伙伴，我的秘书，我的联络员。我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了解得这么深入，大半都要归功于他。他究竟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帮助，实在是难以估量。”
1954年，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支持协助下，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对这本书，当时国内根本不屑一顾，是作为批判资料印发的。
一个生在中国、贡献在中国、渴望魂归中国，为中国现代教育、外交事业殚精竭虑半个世纪的司徒雷登，却因伟人的曲解，换来了国人几十年的不白与冷眼；一篇檄文，让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简直成了罪恶的代名词。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偏执和人心的荒凉？
历史学家、燕大毕业生林孟熹研究认为：“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1952年12月11日，杜鲁门总统接受了司徒雷登的辞呈，结束了他并不圆满的六年半大使生涯。
1955年，79岁的他立下遗嘱，去世后：“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老人甚至到临终前，还不停地喃喃自语：“我是半个中国人，我的夫人30多年前就葬在未名湖畔……我要与夫人永远在一起，永远与燕大在一起……那是中国——生我养我的地方啊！”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逝，享年86岁。噩耗传出，世界各地的燕大校友对自己敬爱的老校长以不同形式表示沉痛哀悼。
魂归杭州
司徒雷登逝世后，与之相伴40余年的傅泾波，他把骨灰盒安放在老人生前居室内，时常为其祈祷打理，因受到历史条件限制，老人留下的遗愿将骨灰葬回中国谈何容易。为此，他终日寝食不安、上下奔波，把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始终当作自己的头桩大事。
1973年和1984年，傅泾波两次回国，都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北京燕园的请求，但一直杳无音讯。1985年，燕大校友丁磐石赴美学术考察，傅泾波一见面就提到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多年交涉、数度恳求，终于在1986年6月，有关部门作出答复，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燕园临湖轩，与其妻艾琳墓地为伴。得悉这一消息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傅泾波欣喜得老泪纵横。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几个月内事情就急骤逆转，因为有人反对，司徒雷登先生的魂归问题又被拖延下来。
1988年10月，傅泾波先生怀着遗怨离开人世，司徒雷登魂归燕园也变得漫漫无期。未竟的遗任落在了傅家后代身上。
2000年，杭州市按“修旧如旧、原样恢复”的原则，对司徒雷登故居进行修复。修复后的故居为两层，主体建筑占地面积239、4平方米，人字型屋顶盖着小青瓦，整座楼以朱红色为基色，朱红的圆柱、门庭、窗棂、地板，就连沙发和大部分用具都呈红色的。原外交部部长、燕大校友黄华题写了“司徒雷登故居”牌匾。
故居为晚清中西结合风格，楼下4间为起居室、办公室兼书房、卧室和餐厅，再现了19世纪美国传教士的生活特征；楼上主要设置了两个展厅，收藏着傅家捐赠的200多件司徒雷登生前使用和收藏的珍贵文物，以及“杭州市荣誉公民”证书及金钥匙，国民政府褒奖令，社会各界名流赠送的书画、书籍、实物、照片和文献资料等，展现了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中美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现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再说，司徒雷登“落土中国”的遗愿仍然悬空。2006年5月，浙江省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傅泾波之子傅履仁（著名社会活动家、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将官）陪同代表团用餐，席间，他提出司徒雷登的回归遗愿时说：“如果北京有困难，是否可安葬在杭州？”
2007年12月3日，傅履仁和姐姐傅铎若、傅海澜前来杭州，向司徒雷登故居捐赠了一批老人生前遗物，并得到省市相关部门的正式答复，同意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傅家姐妹同时还审视了设计的墓地方案。
司徒雷登先生魂归杭州，虽与燕园相隔千里，但这里毕竟是他出生的地方、爱上的地方，这里有他的故居，也是他父母与兄弟的天堂。傅家人十分满意杭州的明确答复，返美后立即着手操办将骨灰运回中国的具体事项。可老人的骨灰是装在一个全封闭的铜质金属盒里的，机场安检成了一大问题。最后由美国国务院安排专门信使送往上海总领事馆，再由专人专车运抵杭州。
2008年11月17日，在低沉的悲乐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盒，在我国外交部官员、美国驻华大使、杭州市领导和燕大学生代表的注目下，被轻轻安放在青山环抱的半山安贤陵园文星园，黑色墓碑上用中英文镌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司徒雷登先生在杭州得到安息。
今年是司徒雷登先生诞辰140周年，在缅忆这位世纪老人，重读《在华五十年》，一位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同情，是那样的深切与纯真：“当我第一次听说那些无异于奇耻大辱的西方不平等条约，当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丑态时，我就开始深深地同情中国人民。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并借此唤醒了自己心中昏睡的民主自由理想，激发了自己实践这些理想的决心信念。我对中国人民的悲痛和希冀了然于心，与他们有感情上的共鸣。这种共鸣竟成为我生命的支柱，我的一切观念、态度和行为都因之而来。”
他在六七十年前就曾预言“中华民族的自由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对于实现亚太地区和平、推进全人类进步事业至关重要。而我，则把毕生光阴都倾注于此。”他始终认为：“中国，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国家。”
当你走进耶稣堂弄3号司徒雷登故居，静静地府视玻柜中那张“荣誉公民证”，就像老人绽放的笑容，依然光鲜照人；而那把象征真情与信任的金钥匙，依然闪烁着耀眼光芒。
荣誉永在，光泽不褪；根留杭州，友谊永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