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忠民：保护传承本土文化_人物访谈

郑忠民：保护传承本土文化

【人物简介】

郑忠民，男，1972年出生，浙江省松阳县人，现就职于当地检察机关。1994年学会“照相”，2000年开始“摄影”，2007年转向“纪实”，重点关注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的发展变迁。现为高级摄影技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主要展览】

  《根·本》（联展），策展人卢朝升，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2009
  《土地·岁月·人民——丽水纪实摄影展览》之《百工》，策展人刘树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橘郡、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和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2011
  《丽水的故事》（联展），策展人柯尔斯顿·瑞恩（Kirsten Rian），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摄影节，2011
  《这一方水土——松阳本土摄影展》，策展人郑忠民、叶高兴，浙江省松阳县博物馆，同期在腾讯图片、浙江摄影网、丽水摄影网展出，2012
第二届“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之《人家物语》，桐乡，2012

在丽水松阳县，有一群以文献记录形式留存本土文化的摄影人，郑忠民便是其中一位。

去年，他的作品《百工》在丽水摄影节亮相。在此之前，这组作品也在美国波特兰摄影节上展出。这组松阳老街手工艺者的环境肖像承载着忠民自己的童年记忆，逛街、理发、购物、看电影，儿时的一切似乎都与家门口的老街有关。

“如今，人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手工艺都要消失掉了，我感觉需要去记录。”忠民如是说到自己的选题想法。照片在世界各地飞，忠民的想法却很朴素：“记录下这些即将消失掉的手工艺，让后人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

人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手工艺都要消失掉了。

记者：忠民，你说你摄影分三个阶段：照相、摄影、纪实，这是怎样三个阶段？

郑忠民：三个阶段概括起来就是：1994年学会“照相”，2000年开始“摄影”，2007年转向“纪实”。照相仅仅是学会了这个技术，拍一般的留影，亲戚朋友出去玩按一张，好风景按一张，并没有想特意想怎么拍好，比较随意。到了“摄影”阶段，基本上拍的是传统的、唯美的风光风情照片。后来拍多了也会厌烦，感觉生活中并不一定都是美的东西，觉得有更多东西可以表现。到2005年，那时片子拍得很少，但是看了很多纪实的书，后来对纪实发生了兴趣。

记者：有些什么书？

郑忠民：摄影史、摄影理论方面的书籍，以及一些摄影家的书和画册，多偏于纪实摄影类的。

记者：何时开始拍老街的？

郑忠民：2007年初开始的，和很多搞纪实的人一样，都是从扫街开始的。

记者：为何选择老街这个题材？

郑忠民：我刚开始扫街漫无目的，后来慢慢感觉老街很有味道，它和我童年记忆中的不一样，变化比较大。以前的老街拥挤繁忙，现在有些冷清，人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手工艺都要消失掉了。我感觉这个东西需要去记录，慢慢便开始拍了。

记者：照片中大多是环境人像，这些都需要拍摄者与被摄者有着很好的信任，你是如何做的？

郑忠民：有些人一开始就认识，一小部分人不会给你拍，大部分人给你拍。但他们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拍这个。

我拍好照片，会挑选出一些，下次去的时候送给他们。毕竟虽然给我拍了，关系总感觉还比较疏远，你问他，他不一定肯搭理你，或者谈得不够深入。但他们拿到我赠送的照片时，就很高兴了，或许送照片的人很少吧。这样关系就拉近了，他们会乐意跟你接触，之后慢慢聊开，越来越熟。现在老街的人们都跟我很熟了。今年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没去老街了，后来有一天我陪外地的影友逛老街，一路他们就问：“你好久没来了啊！”

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保护应该传承？

记者：在《老街》中，每个人物你会拍很多次么？你又是如何挑选照片的？

郑忠民：不是一次就能拍到位的，很多拍摄对象可能拍了十来次才有张满意的。我原来会为了美而摆拍，但现在对摆拍挺反感的，最多调整调整角度，光线不好就让人适当挪下位置。并且和一般传统肖像不一样，他们大多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我表现的是这里人的生活经营状态，将环境拍进去。我不是很能接受看着镜头的肖像，感觉太呆板。不过王远凌的《十八梯》中几张看着镜头的我很喜欢，那组很自然。

记者：你是如何挑选编辑照片的？

郑忠民：编辑照片主要看照片用在什么地方，需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像《人家物语》原来的名字是《念想》，后来主题扩充了，片子也要重新调整。《老街》在美国展览的时候题目是《百工》，选的是老街手工艺者的一些片子。

记者：你这些应属于文献摄影范畴，在你看来，文献与纪实有何不同？

郑忠民：关于文献摄影和纪实摄影的关系我是这样看的：文献摄影是以时间来体现影像的价值。现在拍的东西，过个十年二十年，后面的人反过来看现在的影像，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变化了，这样影像就起了见证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影像的价值就慢慢显现、提升出来了。普通的纪实摄影注重的是作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注重的是当下的东西。但我们在拍摄时，不用纠结文献摄影和纪实摄影的概念和范畴，它们之间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还能相互转换。

或许，我拍老街还是以文献为主，所以采取的是拍摄与采访相结合的方式。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觉得文献摄影不仅仅是记录，还有评价。不是拍好照片放那里等，等几年才有价值，现在拍的也有价值。我们拍的很多东西变化很快，包括下乡脱贫、新农村建设、旧城改造、城市化进程等都在推进着这种变化。它们随时在变化，甚至我们拍的速度跟不上这种变化，比如说我想拍摄一个村子，我们还没去拍，它可能就没了。我们通过影像的拍摄与传播，把很多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保留下来，让人们知道这些东西正在消失，可能会引起思索：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保护应该传承？

其实拍这种文献照片也有评价性，也体现作者的看法，就是希望一些东西可以被保护和传承，不是城市化就可以把它们毁灭掉。所以我现在更关注于值得保护的值得传承的东西，这个思想引导我的拍摄方向。在多年采访、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今年我撰写了《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加大对松阳县城老城区的保护力度》一文，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后，引起县里的关注，邀请我参加“田园松阳”论坛交流。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尽绵薄之力。

记者：你刚才说到会做采访，在拍《老街》的采访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郑忠民：有。老街有个做杆秤的师傅，他是当地有名的民间诗人，古典诗词和对联写得非常好，可他五十七岁就去世了。我有一次去老街，看到他那店面关了，第二次去又关着。我就问旁边的店铺，这位师傅去哪儿了，别人说他住院了，后来又听说去世了。他是我采访最详细的人之一，诗词写得真好，怎么一下子去得那么快？后来在做赴美展览作品时，我特意另外把他的照片收藏级打印了一张，送给了他的家人。

记者：《人家物语》都是老街里的么？

郑忠民：除了采访拍摄老街人物外，我还拍摄老街的风貌格局、建筑风格、居室摆设等。后来，我对居室摆设类照片进行整理，把墙上挂着家庭相框的片子组成一组。我觉得，这些家庭相框寄托了老街人对亲人的一段记忆、一点牵挂、一份念想，于是就把组照取名为《念想》。后来李楠老师看了，认为这个题目太诗化了，限制了照片的主题，使专题意义变得狭窄。那些墙上除了相框和照片，还有其他丰富的生活细节，共同表现了人们的生活状态。起个中性的标题较为合适，内涵更广一些。我根据老师的意见，扩展主题，重新编辑，形成了现在的《人家物语》。后来补充了部分乡村里拍摄的片子。

近几年我也在转向。除了文献我也拍些其他的。

记者：文献摄影，如何平衡主观表达与客观记录？

郑忠民：如前所述，文献还是客观的记录占多，主观的评价会弱些，但不是没有评价性。近几年我也在转向，除了文献我也拍些其他的。以纪实的手法，表达我对当下的感悟和思考。

记者：像你的一组《奔走的风景》，主观语言挺强的。

郑忠民：这组是在出差、旅游或采风途中拍的。我在车上睡不着，就拿起相机往窗外拍，第一次拍，觉得拍的一些景观很有意思。后来我会有意识地去拍这种风景，感觉这个社会很匆忙，人人都在奔波。包括旅游，旅游原本是去休息的，但似乎整天都在奔波，搞得很累。现在的社会节奏太快了，人们没有时间慢慢地走，或者停下脚步往后看。所以我刚才说，我也在慢慢转移关注点，包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想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

记者：那组《垃圾时代》在哪儿拍的？

郑忠民：是在城市周边的棚户区拍的。棚户区分布了几个垃圾分拣场。居住在棚户区的人们，有不少是专事或者兼职捡垃圾的，几个垃圾分拣场也就顺理成章地散落于棚户区中。我去过三次，看到这些垃圾分门别类一堆堆堆起来。那里的空气很不好，很臭，你拍一天回来饭都吃不下，感觉很恶心。但是很多人就在那里生活，部分人以此为生，靠垃圾养活自己和家人，垃圾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这种景象在我们生活中是看不到的，我们都生活在洁净的城市环境中。但在棚户区遍地都是垃圾，城市已经被垃圾包围了，就像王久良拍过的那样。尽管我们在城市里住得舒服，但你到城市周边一看，臭烘烘的，遍地都是垃圾。我选择方构图并截取局部，让人感觉垃圾正在蔓延。

记者：像拍肖像。

郑忠民：对，让人知道垃圾也是社会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处理人与垃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