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缘子是很美的。

这有照片为证，1947年抗战胜利后，缘子回杭州与大姐端子、二姐星子以及小妹满子为父亲刘大白扫墓。四人在法云村的刘大白之墓前留下这张难得的刘家四姐妹合影。在照片中，缘子站在左二，紧紧地贴着父亲的墓碑，身形挺拔，颔首微笑。那时，缘子29岁，距离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已四年。她或许没想到的是，这张照片为杭州2007年修缮刘大白墓提供了重要信息。

▲ 刘缘子（左二）

在今年5月29日上映的电影《九零后》中，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这一位杭州姑娘。刘缘子的戏份不算长，大概只有两分钟，分享了入学西南联大环境之简陋。联大1942届学生、中国卫星与返回专家王希季说：“昆明的臭虫真大呀，钻到帐子里，把人咬得浑身痒，后来就采取和平共处的方式，它咬它的，我睡我的。”刘缘子的描述则小女生多了，她说：“我们把臭虫抓起来放在小瓶子里，即使已经濒死了，这虫子还下崽呢。”

电影《九零后》是一部特殊的影片，由平均年龄96岁的联大学子讲述炮火里的青春，国难当头之时，她们或水路经越南到昆明，或步行从长沙到云贵高原，学子们的愿望很单纯，就是希望学有所成，为国尽力。影片中，有两弹元勋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兄弟情，诗人穆旦九死一生的战士之旅，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坦诚的暗恋心路。

无论是友情、爱情、师生情或舍生忘死的爱国情，都是那么纯净和纯洁，感动了万千观众，在社区网站豆瓣上，看过本片的35%的观众打出了五星好评。杭州姑娘刘缘子在电影中出现的时候已经是100岁了，她还是很美，导演刘蓓说，当采访刘老的时候，她不仅穿了一件漂亮的丝绸衬衣，而且还在女儿的配合下非常认真地涂了口红才接受出镜。这样的体面是对母校的尊重，也是这位西子姑娘走过百年风雨后的知足与坦荡。

刘缘子相较于杨振宁、李政道、许渊冲、杨苡这些闪耀在科技与人文殿堂的星辰来说，不算知名、耀眼，也没有出现在电影《九零后》最终版“大师”系列的海报上，但钩沉索隐这位“女配角”，却可以为我们展开有关浙江新文化运动与教育的许多往事。

刘缘子于1918年11月8日出生在杭州皮市巷3号，此时父亲刘大白38岁，已经结束了在日本与苏门答腊因“反袁”而被迫逃亡的生活。因为大姐在日本出生，所以刘家四姐妹都取了日式名字。此时父亲在报社担任编辑，同时兼任浙江省议会秘书长一职。刘家的生活趋于稳定，但父亲身体不好，已有肺病前兆。

在缘子出生后的这个冬天，1919年1月，浙江一师校长、浙江教育会会长经亨颐踏雪寻“白”，请刘大白负责浙江教育会《青年团》的出版工作（注：《青年团》，省教育会刊物，用来传播新思潮、新文化和新教育的理念）。该年入夏，刘大白正式加入浙江一师，担任国文老师。在经校长的带领下，刘大白、陈望道、夏丏尊和李次九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废文言而教白话。这四位老师后来就被称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

▲皮市巷3号旧址

父亲刘大白将皮市巷3号的房屋命名为“白屋”，这几乎是当时杭州城最好的地方了，郁达夫的风雨茅庐在大学路场官弄63号，诗人戴望舒的家在大塔儿巷，被民间称为“杭州四大家”之首的许家位于横河桥，以及校长经亨颐住的头发巷均在附近，他们互相之间的距离大约在步行10分钟内，这里距离城站与西湖也都非常近。

的确，父亲刘大白因其扎实的古文基础以及在新诗方面的创作能力颇受浙江文化界的欢迎，犹如雪天经先生的来访一样，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叩响了“白屋”的门。一个佐证是：杭州地下共产党和青年团均诞生于此。“白屋”是文化沙龙，更是红色据点。刘缘子就在这幢白屋里度过了幼年时代，她曾就读于距离此处不远的横河桥小学。

以上的叙述让人觉得刘缘子的生活还不错，但需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白屋”并非刘大白私宅，刘缘子父亲刘大白一生都是租客，后来虽然成为民国首任教育部长、教育家蒋梦麟的副手，官至教育部次长，但去世时留给一子四女的财产只有一万六千多册书籍与杂志；二是刘缘子诞生在1918年末，正处在新旧文化、新旧思想剧烈变革的时期，1937年，当我们的主人公19岁的时候，全面抗战开始。

电影《九零后》是以刘缘子的师姐、1942年外文系毕业生杨苡的旁白开场的：“我的命不好，1919年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天津姑娘杨苡还提到了一个细节：1937年中学毕业，她送给学校的毕业礼是一个旗杆，没想到不久这旗杆上便插上了日本国旗；她考上了南开大学，但学校被日本人的飞机夷为平地。杨苡的生活何尝又不是刘缘子人生的一面镜子。一南一北，两位姑娘最终都入学于西南联大，最后都定居到了天津。

在西南联大，缘子认识了本校同学卢开滦，他是天津实业家、教育家卢木斋的公子。卢木斋做过清朝时期直隶提学，主管直隶地区的教育事务，在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的推动下，捐赠了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用现在的话来说，刘缘子与卢开滦是门当户对了，因为刘大白不仅是诗人，做过教育部次长，同时也曾担任过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但刘缘子的家境与天津卢家是万万不可比的。上文提到，16岁父亲去世时，只留下了一万多册的书籍，书籍转让费大致换得3000元，供子女读书所用。自此，刘缘子与妹妹跟随着姑妈九娘生活，从杭州女中转学到春晖中学。

2020年4月，在女儿刘嫄撰写的纪念母亲的文章里提到：母亲命运多舛，不幸幼年失母，少年丧父，被迫在七八所小学和中学之间辗转求学，青年时代倍受流离与战乱之苦难，中年时代饱尝精神与肉体之摧残，然而她坚强地活下来了。文章特别提到了刘缘子退休之后移居美国，与女儿、女婿游历世界，同时做义工到近百岁。刘缘子于2020年4月在睡梦中驾鹤西去，享寿101岁。

很难想象，在生命结束的前一年，她穿着丝绸衬衫、整洁端庄地在镜头前回忆联大岁月，除了臭虫，清晰记得校长梅贻琦每天如何在先生坡前经过；即使在2020年1月27日，刘缘子还在《文汇报》上刊发了超过5000字的有关农历新年的回忆文章。在文章中，看不到漂泊与痛苦，只有温情与愉悦，她记着非常多的细节，包括除夕当夜，伯父给每人布菜，口中所念的词是：吃如意菜和蛏子——称心如意；吃鱼——年年有余；吃年糕——年年高。

或许这是冥冥之中时光对老人的回赠，在生命的尽头陪伴她的是少女求学时代和伯父家温暖童年的回忆。缘子在文末写道：80多年过去了，我如今早已年过耄耋。然而，每逢想起在绍兴过的那个热闹的农历新年，就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坐在老婆婆的身旁一边学包粽，一边让厨房的氤氳蒸汽和袅袅乡音包裹温暖着我的身心。作为观众，特别感谢电影《九零后》，对老人的惊鸿一瞥，进到了一个百年前的梦。

作者：朱旭

本文刊登于《杭州》杂志2021年第17期

原文标题：一瞥惊鸿刘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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