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当我在平静温暖的生活中回望过往，20岁时的现场和音乐一定会像一场暴风雨，洗刷出一颗仍然青春跳跃的心。到那时候，我再约几个老伙伴，你一把吉他，他一把贝斯，让鼓手坐在台前，一人唱一句，映衬着塞缪尔·厄尔曼那句著名的“青春不是一段年华，而是一种心境”。当然，摇滚乐并不是青春的专属。只不过它表现出的从形式到内容再到风格的亚文化气质和反传统精神往往会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与青春有关的一切，而大多数摇滚乐手也是从青春期开始玩音乐，大多数听摇滚乐的也是从青春期开始享受并热爱。

摇滚乐从来没有一个轮廓清晰的定义，在人群中也很难分辨出谁是摇滚乐手。但是，摇滚乐和摇滚乐手常常被人贴上标签。陈式化的语境中，摇滚乐手特立独行，留长发，有纹身，有些还痞里痞气；摇滚乐嘛，是嘶吼，是狂躁，是愤怒。也许，摇滚有这些表情，但以一块晶体自喻，它还有许多不同的面。然而，了解摇滚更多迷人的面，不是听几场演出、浏览几本文化专著就能搞定的，这可能需要回味，需要朱光潜美学理论中那种强大的“移情”能力。

到了不惑之年的前Falling乐队主唱张平在谈到摇滚乐时说：“摇滚乐是一口外表坚硬但却没有底的大锅，它有自己的逻辑，但它什么都承载不了。”Falling乐队诞生于世纪之交的西子湖畔，因其音乐的中世纪风格和处在低频的忧郁节拍，被定义为哥特金属乐队。新世纪的阳光温暖了冰冷的哥特金属，生活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致力投身于摇滚乐的年轻人交涉，很多乐队都逃不出解散的命运，Falling也是。多年后，我成了前Falling乐队主唱张平的新同事，在他端坐办公室泡茶翻文件的样子里，我还是看出了他当年在舞台上手捧六弦琴肆意摇摆的青春。

谁听了摇滚能不摇摆呢？哪怕缺少能歌善舞的基因，哪怕歌词中没有一句触动你，但身体是最诚实的。从音乐本身来说，摇滚乐常常选择四四拍子和八六拍子，每一小节中，强弱分明，不断重复，冲击着听觉，大脑收到信号后，听众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全身律动。当我这样理性地分析摇滚音乐时，我的另一位从台前到幕后的前鼓手朋友九章肯定会鼓掌。

2009年，长沙新声集体亮相，九章所在的插头乐队唱了一首《Don’t be a Loser》，这歌儿我现在还会时常哼起，但也会嫌弃那种稚嫩和技术上的不成熟，可我不得不承认，在当时那是足以让人感动的音乐。九章是学生物的，大学毕业后乐队解散了，他成为了一名更加讲究技术和控场能力的调音师，在花花舞台背后为每一场演出掌舵。回望玩乐队的时光，他谈到了“自我表达”——每个人都需要为内心寻一个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摇滚乐是一种方式，可世间还有很多迷人的东西可以用来自我表达。

正因为自我表达的需要，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的方兴未艾。崔健在1986年唱出了《一无所有》，原来，一个相对内敛的民族也可以用更直接、互动性强的音乐形式呐喊，实则富有史诗般的意义。音乐让人产生共鸣的原因，在于彼时彼地，每一个被震撼的人俨然已经进入了分享奥秘的状态，在一个共同的情感平面上，集体的经验比个体的命运更为夺目。打个比方，每个人都会经历告别，要把这种普通的情绪用音乐的形式表达，需要情感与技术的合力。

来自重庆的独立乐队深绿海有一首《Twenty-five Minutes》，用短短7分钟讲述了一场发生在车站的告别，词不多，递进式的旋律唱透了人生的疏离感和无力感。如此，我又想到摇滚乐的另一迷人之处，在于它的主音乐器（一般是吉他这类拨弦乐器）常常从高频出发，缓缓下降，完全符合人耳的期待。这也类似人生，在险峰待过，总会缓缓往下走。不过，音乐的好处在于，它会以重复、再现、副歌等形式不断起伏，人生无法体验也不愿体验的曲折感，音乐能一一呈现。

所以，即使乐队解散了，安稳的生活让人满意，曾经的吉他手张平还会偶尔弹起心爱的吉他，写一支新歌，哪怕只有自己聆听，哪怕只让自己感动；曾经的鼓手九章继续做着和音乐有关的工作，永远感谢音乐这个承载着美好的出口。这几天，我在豆瓣上意外地发现深绿海乐队仍在更新演出状态，虽然乐队不断重组，所幸仍坎坷地生存着。我知道，乐队创建者邓伟一直在默默地坚持着，他也是少数步入中年仍坚持做乐队的“摇滚青年”。

不得不说，摇滚乐或者说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人类青春的状态，这一点，好像谁也无法否认。难怪，在2020年《乐队的夏天》演出季中，前鼓手胡湖归队时，木马乐队主唱木玛在改编演唱《后来》时插播的那番关于青春关于再出发的喊话能让各路硬汉泪流满面，而不觉得煽情。

作者：沈烨

本文刊登于《杭州》杂志2021年第17期

原文标题：当他们成为摇滚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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