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我在学校广播台做过一档点歌节目，音乐一起，录好的片头流出一段略显煽情的声音：“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有没有一首歌，曾踏过千山万水？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拥有了青春的光？”

那日，途径母校，我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发给了昔日的搭档，她迅速回了我两个字“校歌”，又以语音的形式唱了几句发了过来：“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迷人的乐曲迅速铺满了眼前的路，彼时油然而生的情绪像极了在异国他乡听到中国话。

尽管浙大校歌歌词古奥，曲调平缓，较难唱好唱准，但这支歌在经历了八十多年的风雨洗礼之后一直是全球浙大人的心头好，咏唱间，仿佛回了家，仿佛所有的磨难和挣扎都不算什么。过去，我读布罗茨基的《颂扬苦闷》（布罗茨基在1989年美国达特摩斯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并不理解他所说的离开学校之后的“暗淡的时光”“乏味的时光”，更不理解防御这些的“某种方式”。如今，因搭档的几句吟唱，我开始打量过去，且理解了这一路走来诸多的沉默。我相信，那儿有所有的温情。

抗战时期，战祸之烈与离乱之苦席卷浙大，1937年，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浙大举校西迁，继续办学。竺校长理工科出身，曾负笈海外，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一生致力于中国气象学的发展，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这种“伟大”不仅在于西迁办学途中浙大在硝烟中崛起成为“东方剑桥”，也在于从竺校长主管浙大始，浙大的魂与灵开始铸就。

时间回到1938年11月19日，广西宜山天气微凉，全然没有江南的湿冷，西迁至此的国立浙江大学在此召开学期第一次校务大会。竺校长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道：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校歌请马一浮制。不出二十日，任教于浙大的一代儒宗马一浮便拿出了《大不自多》歌词，然而，因“词高难谱”，歌词谱曲事宜被搁置了两年余。为什么说“词高”呢？是文言文的呈现形式隐藏了此间蕴藏的浙大精神吗？可是，无影无形的精神何以会埋没在视为工具的文字中呢？

我以为，这首歌词是马一浮老先生留给浙大的一份蕴藏智慧的礼物，而能不能读懂这份礼物，要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分和努力程度。当时的国立浙江大学以农学、工学立身，文理学院中又以理学占绝对优势，马一浮在受聘之前便意识到学校对实用主义的倚重，因此，他以讲学而传道，希望浙大师生去寻访中国文化的根，不要忘记思想的荣光，以自觉的行动来实现精神的传承。他把这种希冀隐于浙大校歌歌词的每一个细缝中。后学吾辈，念及这些词句，脚下的每一步都有了更真切的力量，这是来自于母校代代传诵的精神力量。

到了1941年6月，竺可桢校长致函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应尚能为校歌谱曲，马老先生的这份礼物终于插上了灵动的翅膀。应尚能非常值得一说，他也是理工科出身，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公费远赴密歇根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不过，清华学堂时期埋于他心底的关于音乐的梦想在大洋彼岸有了出口，应尚能开始频繁参加校内的音乐活动。拿到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应尚能半工半读，主修声乐，在此期间，他成为第一个在美国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中国人。回国后，应尚能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艺术教育事业。既然是谱曲，那么，应尚能一定反复吟诵过递来的歌词，且认真领悟其中深意，不断研究更优的曲式来表达“树我邦国，天下来同”的内涵。这位校歌谱曲者以自己的唱和，与马一浮老先生的期待形成了辉映。“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终于，在1941年8月10日，位于湄潭的浙大附中礼堂内，浙大校歌第一次由“回声”歌咏队唱响。

唱歌曲和念诗词一样，可以陶冶情操，可以疗愈人心——这种描述过于抽象，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艺术一直在人类无法探明的领域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一所大学在时间的磨砺中，属性发生了变化，校址不断更迭，校舍拆了又建，人更是年年换，唯有那一支被光阴标注过的校歌始终焕发着不变的魅力。

不过，浙大校歌也曾几次遭到质疑，官方和民间均对其去留进行过“论战”，而焦点主要集中在文理艰深的歌词是否适应当下的口味。然而，这歌儿依然坚挺地在各种场合频频唱响，在某次网络上举办的全国高校校歌评选中，它还获得了人气第一。我想，传统与现代的拥抱，应该是浙大人为校歌寻得的最生动的出路，这也是对马一浮所赠之物的一种理解和一种回应。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身为浙大人的骄傲，有关青春的梦，对母校的爱，尽在咏唱间。

作者：沈烨

本文刊登于《杭州》杂志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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