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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 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
2020-05-21 09:31:32   浏览次数:95

2004年5月,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检查工作  敦煌研究院/ 供图


导语


有一本书,自出版起就频频出现在各大好书推荐榜单上,从“中国出版协会2019年度30本好书”,到“《中华读书报》2019年度十大好书”,“2019书业年度评选年度图书”“《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2019人文社科年度好书”等等,这本书已经成为读者心中当之无愧的“年度好书”


近日,这本书又先后登上了人民日报评选的2020新年书单,并且入选教育部首次发布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议。这本书,就是《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由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译林出版社出版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是樊锦诗先生的唯一自传。樊锦诗在自序中说:“我一生的事业以及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敦煌,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樊锦诗的人生与敦煌是密不可分的。她坚守一生的事业以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敦煌,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相比于常见的自述传记,《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并没有完全采用线性的叙事策略。一方面,樊锦诗在自述中用了大量笔墨回顾常书鸿、季羡林、饶宗颐、段文杰、宿白等老一辈学者的默默奉献,大篇幅地梳理讲述了敦煌自身的文化脉络;另一方面,顾春芳对自述材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将专业性的知识拣选出来,单辟章节,并以自述之外的文字材料将其填补、扩充。有关于樊锦诗自己的求学、工作、成长经历,皆融汇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大环境和敦煌学发展的学术背景中。



以下为此书自序:



以往有不少记者采访过我,写过关于我的报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为我写传记。我都不假思索,一一婉拒,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后来,我的一些同行、同事、朋友也希望我写一部回忆录,出版社和媒体的朋友也都主动约我写口述历史。于是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


我想,大家之所以反复建议,是因为我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今年八十一岁,已经在敦煌工作五十七年了。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 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可是,我过去从未想过要写自传,上了年纪就更没有精力去写,真的要写不知会写到猴年马月。


1957年7月2日,樊锦诗(右)与胞姐樊锦书


真是天意!2014年,北京大学有几位教授来莫高窟考察,我和艺术学院的顾春芳老师一见如故。我翻阅过她的书和诗集,知道她主要从事美学、艺术学、戏剧学的教学和研究。古人说文如其人,她博学多才、能文能诗,学术造诣深厚,天赋悟性很高,治学严谨,才思敏捷,文字透出才气和灵气。之后通过几次交流和接触, 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越发感到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学者,我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所以,当她说希望访谈我的时候,我欣然接受。


1964年,樊锦诗在莫高窟工作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们俩长达十天的访谈内容。因我特别信任她,访谈时完全处于放松状态,问什么就说什么,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北京和敦煌相隔遥远,见面不容易,我就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多提供给她一些材料。为了保证我所说的关于敦煌历史、敦煌艺术、藏经洞文物、壁画保护等内容的准确性,她后来又去查阅了大量敦煌学的论著、画册、文集,包括《敦煌研究》等文献资料,下了极大的功夫。

顾老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她之前也并非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为了这本书,她要补充敦煌学方方面面的材料,其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有一回我到她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大堆关于敦煌的书籍和资料,令我非常感动。当我看到顾老师撰写完成的初稿时,我感到这本书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令我既感到惊讶,又十分佩服。我觉得她很辛苦,我有责任配合她做好书稿的校对工作。


2004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


顾老师深知我与敦煌是不可分的,我一生的事业以及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敦煌,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为此,她设计了一个合理又系统的框架,深挖莫高窟的重要价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把我个人的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把我个人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把我对于文物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了出来,甚至说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
这本自述的完成,要感谢顾老师,如果没有她的出现,也许迄今为止我都未曾想过要写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也不可能有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捧起书稿,让我无限感慨,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释迦涅槃像》(中唐) 孙志军摄影


回想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参加实习,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思维和行动也越来越迟缓,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伴莫高窟多长时间,还能为她做多少事情。我的记性大不如从前,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我忘不了几代国家领导人对莫高窟保护事业的关心;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师长,北大的学习时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地开创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我也忘不了许许多多国内外的机构和朋友的深情厚谊,他们一次次伸出援手,帮助和支持莫高窟的保护事业。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所有长期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孩子,感谢他们对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的理解和宽容。希望他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懂得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2006年,在敦煌石窟高精度数字摄影工作现场  敦煌研究院供图


特别要感谢我的同窗、我的终身伴侣彭金章。没有老彭对我的爱和理解,就没有今天的樊锦诗,我根本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我一直想等退休之后陪他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万万没有想到,我什么都还没有做,老彭却离我而去,留给我无限的悲伤,无限的愧疚,无限的遗憾!现在,我时常觉得老彭没有走,他还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护着莫高窟,他依然在支持我,给我力量!我们俩曾经的誓言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素材来源:敦煌研究院、澎湃新闻


编辑: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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